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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结婚率逐年下降,同时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2021年下降到1158万人,比2013年下降51.5%,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夫妻双方的结合。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事关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
结婚率和离婚率:
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2年结婚率下降到4.8‰。
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但2021年由于开始实施离婚冷静期,离婚率下降到2.0‰。
结婚人数:
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1年下降到1158万人,比2013年下降51.5%。
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7万对,2022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68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
初婚年龄:
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女性为22.15岁;200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5.11岁,女性上升到23.28岁;到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已婚比例和未婚比例:
从2009年到2013年,20-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72.72%。
2019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性别比:
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2020年全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01
中国婚姻状况和国际对比
结婚率、离婚率、离结比
结婚率是指一年内结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结婚率=(某年登记结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离婚率有两种计算口径:
第一种是一年内离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第二种是一年内离婚人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人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这两种计算口径的分母相同,但分子不相同:第一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对数,第二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人数。以“离婚人数”作分子计算的离婚率,比以“离婚对数”作分子的离婚率高了一倍。本文的离婚率采用第一种计算口径,这也是国际通用的计算口径。
离结比是指一年内的离婚对数除以结婚对数。
可以看出,中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1年结婚率下降到5.4‰。
中国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10年的2‰,2016年上升到3‰,2019年达到峰值3.4‰。2020年离婚率下降,与疫情有关。2021年离婚率大幅下降,则与离婚冷静期的实施有关。
从上表可以看出,2020年常住人口结婚率最高的地区是西藏,最低的是上海;离婚率最高的地区是天津市,达到4.93‰,最低的是西藏,只有1.75‰。
历年婚姻登记数据
下表是中国1985年以来结婚对数和初婚人数。
在结婚登记数据中,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数据是初婚人数,因为结婚登记人数中还包括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于老年人已过了生育期,对出生人口没有什么影响。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1年下降到1158万人,比2013年下降51.5%。
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7万对,2022年结婚登记对数为68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其中,2022年结婚登记对数创下1980年以来新低。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各年龄段中,25-29岁的结婚人数最多,其次是30-34岁年龄段。
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
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683.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2021年跌破800万对大关,2022年跌破700万对大关。
我国结婚登记人数近年来为何不断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1980-1989年出生人口,依此类推)、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
其次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
第三是初婚年龄推迟。根据七普数据,201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25.75岁,女性为24岁;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第四是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房子是结婚的首要条件,虽然有一部年轻人可以接受租房结婚,但在大城市房租价格也高企,况且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希望买房结婚。
当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许多年轻人由于买不起房,只能选择推迟结婚。
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年轻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第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
另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单身视为一种正常的生活选择。
“30多岁了还没结婚”在年轻人中已经见怪不怪。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的大幅提高,调查数据显示女性的结婚意愿比男性更低。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的国际对比
根据七普数据,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女性为22.15岁;200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5.11岁,女性上升到23.28岁;到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全国多地民政部门已陆续公布了2021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下面是两个例子:
例一,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安徽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从一开始的26岁左右到现在已突破30岁。
例二,2021年湖北省襄阳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与2016年的29.41和27.27岁相比,5年里推迟了近5岁。
年轻人初婚平均年龄推迟,有以下几个原因:年轻人受教育年份的延长;高房价推高了结婚成本;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婚姻观念的改变。
初婚平均年龄推迟,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9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如下表:
从上表可见,2019年日本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31.2岁,女性29.6岁;韩国为男性33.4岁,女性30.6岁;美国为男性29.8岁,女性28岁;欧盟27国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33.3岁,女性30.7岁。
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国际对比
我们根据2010-2022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出2009-2021年20-39岁女性的未婚和已婚比例如下表:
“大龄男性和女性”是指3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下表是中国2019年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30-49岁各年龄段的男性未婚比例均高于女性。
下表是部分发达国家30-34岁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的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02
性别比失衡对中国婚姻家庭的影响
总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的区别
“人口性别比”又称为“总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中,每100名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
例如,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比为106,是指这个国家的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比为106:100。
“出生性别比”又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或“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出生人口中男婴与女婴的比例,即每100个女婴相对应的男婴人数。
人口研究特别关注出生性别比,因为它决定着未来分年龄性别比以及总人口性别比。
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性别比的变化趋势是经常保持在95~106的范围之内。随着年龄的递增,性别比经历下列变化:
出生婴儿性别比:正常范围一般是在103~107之间波动。
青壮年性别比: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结婚年龄时,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开始接近100。
老年性别比: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因此,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性别比低于100。
可见,人口的性别比存在着依年龄组的递增而降低的变动趋势,这个变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0~14岁,为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二阶段15~64岁,为男性人口大致等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三阶段65岁以上,为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阶段。
1980年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就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而迅速攀升。
1982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7.2;1990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3;到2000年已经高达116.9,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8,远远偏离103-107的正常范围。
从1984年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长达30多年,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那么,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为何会演变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呢?
198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08.32,已经超出正常值,但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3,引起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在1990年代上半叶,国内的人口学家大多认为主要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当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性别比偏高。
到了1990年代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国内的人口学家不得不承认:自1980年代以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在逐渐升高是中国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性别比失衡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为主因。
性别比失衡导致的负面影响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婚姻的不匹配。
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育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此外,更主要的影响还在于社会生活方面。
首先是适婚年龄段男多女少,会导致大量男青年找不到对象,尤其是导致农村男光棍急剧增加,也是天价彩礼的重要推手。
男多女少,会对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会形成强大的冲击,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将增多,离婚率将持续上升。
其次是引发更多社会问题。大龄未婚男子越来越多,会导致骗婚、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增加。缺少和谐婚姻的青年男性,会有更强的暴力倾向。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城市大龄未婚女性
传统的婚配观念,一般倾向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按婚姻条件的高低把男性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女性也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
那么一般是甲男和乙女结婚,乙男和丙女结婚,丙男和丁女结婚,而剩下的甲女和丁男就会找不到对象了。
所以,现在大城市有很多甲女是大龄未婚女性,而农村则有很多丁男是大龄未婚男性。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生育政策放宽,出生性别比下降
近几年,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宽,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呈下降趋势。
2013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7.6,2014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比降到115.88,2015年继续降到113.51;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比降到112.88,2017年继续降到111.9。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出生性别比下降到111.3。
可见,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
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出生性别比将会继续下降,直至恢复到正常值。
03
结论
从2013年到2021年,仅仅八年时间,我国初婚人数就减少了一半,预示着出生人口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到2022年已经是连续六年下降,总和生育率从2017年的1.58下降到2022年的1.07,背后的原因是与初婚人数不断下降分不开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按每五岁分组的人口数来看,2020年30-34岁人口有12415万人,25-29岁人口有9185万人,20-24岁人口有7494万人。
由于步入婚龄人口数量呈不断下降趋势,可以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的初婚人数仍然会继续下降。
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要提升生育率,政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加大生育支持力度。
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婚姻观,促进现代家庭观念的健康成长,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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