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结婚对数创40年新低？

文章来源： 泽平宏观

11月，国家民政部公布了《2024年3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披露了一组结婚数据：

2023年，全国的结婚登记人数768.21万对，比2022年略有增长。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对数474.7万对，离婚对数196.7万对。去年同期的569万对，今年的474.7万对，结婚登记数减少了94.3万对。

参考近十年数据，前三季度结婚登记对数占全年比重在72%-79%，估算2024年全年结婚登记对数在601万对-659万对，即使最高值也是近40年来的新低。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直到近年有所改善。

一是结婚登记对数不断创新低，10年内下降49.3%，2023年补偿性结婚需求释放，预计2024年结婚对数创近40年来的新低。

2013-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6.9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683.5万对，降幅49.3%，2023年结婚登记对数768.2万对，同比增长12.4%，主因疫情后补偿性结婚需求释放。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474.7万对，同比减少94.3万对，说明补偿性需求基本结束。

参考近十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对数全年占比在72%-79%，可以估算出2024年全年结婚登记对数在601万对-659万对之间，即使最高值也是近40年来的新低。2013-2022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4.8‰，2023年升至5.4‰。

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经过长期持续攀升后，在制度调整下近年有所改善。

从1978年至2022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的变化趋势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具体来说，离婚登记对数从1978年的28.5万对开始逐年攀升，直至2019年达到了470.1万对的峰值。然而，此后这一数字出现了大幅下降，到2023年已经减少至259.3万对。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实施了离婚冷静期政策。

进入2024年，根据前三季度的数据，离婚登记对数为196.7万对，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0.6万对。从粗离婚率的角度来看，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2‰持续攀升，直至2019年达到了3.4‰的高点。然而，随后几年粗离婚率开始下滑，2022年降至2.0‰，而到了2023年又小幅回升至2.6‰。

四是未婚比例增加，未婚同居率提升，非婚生育增加、但占比较低。

近年来，中国婚姻家庭状况呈现出一系列显著变化。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婚姻家庭报告》显示，从2009年至2013年，20至39岁女性人口的已婚比例经历了明显下滑，由77.93%降至67.06%。然而，到2019年，这一比例又回升至72.72%。

与此同时，2019年的数据还揭示了中国30至34岁年龄段未婚比例的性别差异。其中，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而女性未婚比例仅为8.7%，这一比例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此外，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不同出生队列的男女未婚同居率也呈现出不同趋势。具体而言，1980至1984年出生的男性未婚同居率为33.33%，女性则为26.79%；而1985至1989年出生的男性未婚同居率上升至37.99%，女性也达到33.13%。

另外，2016年CFPS的数据还显示，不同出生队列的人口在婚前生育和未婚生育方面也存在差异。1970至1979年出生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5.9%，未婚生育占比仅为0.3%；而1980至1989年出生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略增至6.1%，未婚生育占比也上升到1.2%。（参考育娲人口《中国婚姻家庭报告》）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和社会包容

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

伴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适婚人口结婚年龄明显推迟。人口统计年鉴显示，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20年的28.0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9.4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1997-2022年，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中，女性占比从37.2%大幅提高至48.1%，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逐渐接近男性。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

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22年，人民法院审理离婚一审案件结案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从106.6万件增至143.1万件，增长了34.3%。

2.2 无奈：婚育成本高、社会压力大

结婚成本高，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提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

根据Wind数据，2010-2020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从20.0增至24.4。此外，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抑制组建家庭意愿。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

工作生活难以平衡，更多年轻人选择推迟婚育。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

2.3 婚姻基础削弱：适婚年龄人数减少、婚姻匹配困难

适婚年龄人数减少且仍处下降阶段。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15-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3.5%下降到27.2%。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

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20-40岁人口仍处减少阶段，预计2023-2043年下降16.9%。

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婚姻匹配困难。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约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约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

2022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分布在村镇、一般为较低学历；未婚女性有超过60%分布在城市、一般学历较高。

3 影响：拖累生育水平、加重养老负担，单身经济盛行

晚婚导致晚育现象加剧，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非婚生育占比较低，所以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

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8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岁、男25岁）。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7.9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9.7岁。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少子老龄化，进而加重养老负担，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

单身人口数量增长，家庭规模持续缩小。一方面，因为结婚对数下降、结婚推迟等原因，“单人户”数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因为住房条件改善，很多年轻人不与父母同住，而是享受独居生活。

单身经济盛行，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

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

同时，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分别有16%和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健身多花钱”。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就餐、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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