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携程、正在改变的生育政策，到底哪里更需要梁建章？

危机中的携程，正在改变的生育政策，哪里更需要梁建章？

这两年想要采访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的记者都学会了个邀约技巧，以和他聊“中国人口增长问题”为契机，他接受采访的概率就会高一些。其中有个问题又是每家媒体都会问到的：你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人口专家、携程创始人的双重身份？

梁建章对此是有标答的，如，人口问题和创业创新分不开，我从事的旅游业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人口红利。

但此类回答极有可能只是为了暂时打消读者疑虑。真实情况是，多年来，就公众层面来讲，梁建章在人口问题上的兴趣和付出已远远超过了“携程梁建章”所做的。

如果你关注最近的创业新闻，可能会刷到一条：携程梁建章以联合创始人身份二次创业，新项目是“社区共享育儿”。简言之，全职妈妈贡献自己的时间与经验，以共享经济形式帮助在职妈妈育儿。极少参与商业活动的梁建章，又一次把时间和精力给了“中国式育儿问题”。

另一边，携程5月23日发布财报，其两大营收来源之一的交通票务营收与去年同期一致，环比下跌1%。这意味着，自去年四季度整改以来，交通票务营收受到的下跌影响持续至今。

这让人思考，携程是否会迎来梁建章的再次归来？

未曾离开的船长

很多人对梁建章2013年的归来记忆犹新。那是携程危机四伏、四处受敌的时代。OTA（Online Travel Agent）面临PC转移动端的大迁移，去哪儿通过搜索比价模式迅速抢占市场，加上百度投资后流量上的加持，对携程已是不小的威胁。数据显示，2011年12月去哪儿月度访问数首次超过携程。

梁建章回归后的系列举措被媒体形容为“打了套组合拳”，核心动作是烧钱抢地盘，大量投资上下游企业，入股同程、投资途牛、收购艺龙等。战役结束于那场知名的合并之后，被姚亚平（去哪儿投资人）形容为有大佬气质的庄辰超离开。

这一切商业动作对梁建章似乎显得轻松，他很快适应了烧钱的打法，扭转了颓势，哪怕这使携程遭遇了成立十几年来的首次亏损，2.24亿元。这也给人错觉，不管环境如何，在携程需要他的时候，他似乎随时可以转危为安。

不在携程的这段时间，梁建章成了一名人口问题专家，已有几大光环在身：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北大光华学院经济学教授、入围2015年中国十大经济年度人物。对他研究人口问题的动机不太理解的吃瓜群众，一般会将他的新身份看成某种形式的公关行为。

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兴趣始于2007到2011年，于美求学期间。他那次离开携程的原因是“没什么对手，没什么挑战”（接受秦朔采访时语）。学习期间，他找到了新挑战——中国人口问题。

在接受采访时，梁建章如此分析自己做出这一人生选择的原因：中国人口问题如此紧迫，让我在当年决定出来行动。

“觉得我有责任说出来。”梁建章如此说道。研究人口问题，就其根本而言，和携程关系不大，和做企业更没什么直接关系。梁建章所找寻的，是成功实现商业追求后，更高一级的自我追求。后者是件社会价值更大的事。

携程的成功多被看成是第一次互联网浪潮时的成功，四年即上市，成功时间短， “携程梦之队”解散时间也很快，2001年季琦和沈南鹏在携程上发现快捷酒店的创业机会后便离开，之后季琦深耕酒店业，创造了个人三次去纳斯达克上市的“奇迹”，沈南鹏更成为金牌捕手，在金融投资领域驰骋。

不难理解几位创始人相继离开的原因：内心欲望强，能量密度大。好像当年创办携程并成功上市，不是件让他们足够满足的事。

而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同样开启了新篇章的梁建章还身兼携程大家长一职，在需要的时候，得投入战场。

携程第二次“召唤”他是2017年，而就在前一年，他已宣布离开CEO职位，处于半隐退状态。

这又是个新境况，对手全然变了。当年一起“冲浪”的阿里开始重视旅游业务，以飞机票为切口在票务市场撕开第一道口子。2017年7月马云提出“全球游”，飞猪近期的换帅也牵动行业的心，阿里准备以多大力度来争这块地？同时，美团点评的“无边界”战略思想衍生出低价酒店业务，新的竞争局面形成：携程系，阿里飞猪，美团酒旅。实则BAT战争一种。

携程面临的信任危机也前所未有。“机票捆绑门”是最受诟病的一种，有自称携程前员工的网友在相关文章后留言，“都是考核机制衍生出来的怪相。”此种行为背后，明显体现公司对营收的无比看重。梁建章之后接受采访称，那（机票搭售事件）是个错误，以用户为中心的准则出现了偏差。现在要把它纠正过来。

这不禁让人猜测，偏离航向，是否因船长失位？

接踵而至的是携程第二次危机，它与本心无关，后果却更严重。携程自办亲子园，本为员工福利，弄巧成拙，第三方机构出现“虐童行为”，触了道德舆论底线。而在应对危机时，携程官方人员更是出现火上浇油行为，危机愈演愈烈。

梁建章称自己“自责和痛心”。自办亲子园，称得上是他在人口学研究领域的社会实践。

他在积极呼吁什么？

这次失败似乎也体现了，人口问题的解决是困难重重的。但许多人的关注焦点也回到“人口学家梁建章”身上来：他认为“有责任说出来”的，到底是哪些问题？

答案是，通过数据研究和对比世界，梁建章认为中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生育率为“世界最低水平”，“即使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都难走出困境”，最后中国就会成为和日本一样老龄化严重的社会，年轻人负担重，创新缺乏活力，在国际竞争中失掉优势。

如此重大的事，为何是做企业转行的梁建章来做，而不是其他人？答案是，梁发现这一问题时，没有太多人关注此事，包括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而他认为自己作为携程创始人，在传播这件事上是有影响力的。

梁建章选择去做的自信是，没人关注不代表事情不重要，而是“真相被蒙蔽了”。

说出此话的梁建章，正如一个一意孤行、自信非凡的企业家梁建章，决定做从零到一的事。

之后他和一些知名经济学家保持互动，于2012年4月与北大人口学教授李建新一同发表著作《中国人太多了吗？》，号称中国大陆第一本正面批评计划生育的学术著作。自此，梁建章获得媒体给他的新身份：“人口禁区”的叩门者。2012年，他同茅于轼、许小年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一同发起建议，呼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2013年11月,单独二胎政策放开，2015年10月，全面二胎政策放开。

同时，你也会看到一个奇怪现象，明明是旅游行业、商业媒体专访携程创始人，双方谈话内容却多是中国人口问题。媒体需要行业大佬梁建章，但他却只想告诉你，中国人可以多生孩子。

放开限制后，年轻人就会多生小孩吗？答案未知。梁建章微博最近关注的都是年轻人如何育儿的问题，简言之，社会变成什么样，有哪些支持措施，他们才考虑要二胎？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梁建章称，“中国生小孩的痛苦指数是全世界最高的。”他的关注点也由自上而下的政策角度变为深入实践的民间角度。

可以猜测，携程亲子园即是在这样的思想下创办的育儿机构。亲子园出现的问题，正是社会机构参与育儿时面临的专业度不足的问题。

如果中国人口问题严峻，短时又无良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社区共享育儿”项目可理解为他的一次新实践。梁建章的商业思考是，政府公开设置的托儿所、幼儿园数量少，管制问题多，不能全满足社会需求，就有共享经济存在的可能。CEO在媒体会上称自己是连续创业者，想创办家上市公司，梁建章告诉她不要着急，“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事一定有巨大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