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镜头书写历史，近代中国摄影师的发展历程

摄影技术的发展预示着读图时代的到来，近代中国摄影师以影像为依托，利用镜头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深刻触及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职群初现

鸦片战争后，外国摄影师纷纷来华。为消除民众对摄影的排斥心理，弱化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像禁忌，他们积极为慈禧、耆英等上层人士拍摄照片。摄影因具有写实性、趣味性等特点，逐渐获得了中国上层社会的认同，而上层社会对摄影的接受无疑也影响了民间社会的态度。一时间，拍照成为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的时尚消费方式。

影像文化的传播日益广泛，随之而来的是本土摄影师群体的产生，而早期中国摄影师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或通商口岸。如在香港开设阿芳照相馆的黎芳，开设“宜昌”照相馆的周森峰、张老秋；在广州开设“缤纶”照相馆的温棣南，开设“芙蓉”照相馆的梁海初；在上海开设“耀华”照相馆的施德之，开设“宝记”照相馆的欧阳石芝；在北京开设“鸿记”照相馆的杨远山，开设“丰泰”照相馆的任景丰；在天津开设“梁时泰”照相馆的梁时泰；在武汉开设“显真楼”的严添承等人。从摄影师的活动空间来看，大致呈由南向北、从沿海到内地的特点，且具有明显的分布不均衡性。此外，近代中国摄影师职业构成也较为多元。首先，来自传统画师的转行。传统中国社会，民众对于影像的诉求主要靠绘画来实现。与摄影相比，绘画耗时长，又因画师水平良莠不齐，很难客观反映个人特色。

随着摄影的普及，民众开始选择用摄影取代绘画来留存自己的影像。面对行业冲击，一些画师主动学习摄影术，如香港“宜昌”油画店的周森峰、张老秋等人，聘请外国人教授摄影术，学成后将油画店改为摄影店，生意较之前大有改观。随后张老秋、谢芬等人又将摄影术传入内地，他们不仅实现了传统画师到摄影师的职业转换，而且将摄影技术及其观念渗透到民间社会。其次，来自社会精英及留学生阶层。近代中国社会，最先接触西方科技的人往往以社会精英和留学生为主。如林鍼在福建为外商充当翻译，随后受外商聘请，前往美国教授中文。他在美国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学会了摄影技术，还购买一套银版摄影器材带回中国。又如北京丰泰照相馆任景丰、上海迎芳照相馆王雪桥等都曾出国留学，留学期间逐渐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归国后便开始以摄影为业。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社会精英及留学生最早学习了摄影技术，并将影像文化引进中国，促进了摄影技术的推广及影像文化的“再传播”。

近代中国摄影师主要来源于与摄影相关的行业和社会精英阶层，昂贵的摄影器材也让一般民众望而却步。诸如由传统画师改行从业的摄影师，将摄影视为谋生手段，属于职业摄影师。而大部分社会精英则视摄影为“娱乐消遣，或挟器具以作旅行良侣，皆可称之摄影自修家”（欧阳慧锵：《摄影指南》序言，1923年）。无论是职业摄影师还是业余摄影师，他们不仅是中国视觉经验现代转向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影像文化的传播者。

摄影团体及行业工会成立

20世纪初，一批摄影师开始在全国各地成立摄影团体。1913年成立的精武体育会摄学部是国内最早的民间摄影团体。精武体育会摄学部最初以拍摄武术照片为旨趣，在拍摄武术照片的同时，经常组织会员采风，相互研习摄影技法，逐渐衍生出推广摄影、宣传影像文化的功能。此外，如刘半农、陈万里、郎静山、周瘦鹃等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北京光社、中华摄影学社等摄影团体。他们除了研习摄影技法外，还展开摄影理论的研究，批驳“凡是摄影者都是低能儿”“照相比不上图画”等说法，进一步阐发摄影美学价值，呼吁摄影艺术“最重要的是能表示中国艺术的特色，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陈万里：《大风集》自序，1924年），并提出摄影艺术的个性化、民族化的理论诉求。在摄影尚未完全被国人接受、摄影作品没有被列入艺术作品的时代，近代中国摄影师群体组建摄影团体，以研究摄影为宗旨，举办摄影展览，出版摄影作品集，通过提高摄影作品的质量，以影像作品向社会推广和宣传摄影理念，普及摄影知识，逐渐改变传统社会对摄影的观念和态度。当然，早期摄影团体内部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大部分摄影团体存在时间不长，团体内部组织较为松散等。但总体而言，20世纪初期的摄影团体不仅为中国影像文化传播和本土化探索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提高摄影师专业素养提供了交流平台。

随着摄影师群体的不断壮大，除了成立摄影团体外，摄影师群体还积极组建摄影同业工会组织。1919年，广州率先建立广州摄影公会，随后改名为摄影工会，该工会一经成立，便开始为工人争取福利待遇，替职工调节劳资纠纷，向摄影工人传授摄影技法，并于1922年发行《摄影杂志》，该杂志是国内最早出现的摄影月刊。杂志发刊词中提出：“是以文明国民，莫不有摄影之常识，试即日本而论，自都市以至僻壤，莫不有摄影俱乐部之设。”将摄影的普及与文明国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联系起来，体现了摄影师群体在争取话语权力和商业竞争中的努力。1924年，广州摄影工会成员邓燕初、林庭礼等人组成斗争委员会，发动全市摄影工人罢工，支持省港大罢工，并选派代表出席中共广东省工委召开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黄容光：《八十春秋倩影长留》，《越秀文史》2000年第8期，第69~74页）。摄影工会非常注重行业自治及推动行业发展的各种举措。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求发展，照相同行间常以开张、周年庆等借口，雇用乐队宣传造势，散发传单，以低于市场价来招揽顾客。面对恶意的价格竞争，照相业同业公会提出“为该业信誉计，为商业道德计，自亦不宜常此放任如许败类之嚣张也……原照相同业自今年起，一洗过去污点”等倡议（培雯：《一年来的照相业》，《社会画报》1948年第2卷第1期），积极采取措施抑制有损市场的价格战，有效控制不正当竞争现象的抬头。

摄影师群体与近代中国社会

近代中国摄影师不仅是新型视觉形式创造者，同时也是近代文化变迁的见证者、记录者。摄影技术的发展传播也预示着读图时代的到来，近代中国摄影师以影像为依托，利用镜头来观察近代中国社会，通过影像来展现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叙事机制，深刻触及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其影响触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概言之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记录近代社会变迁。近代以来，中国摄影师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为国人留下了丰富的视觉片段和宝贵资料。如广州“十八甫”黎镛所摄《广东制造军械厂机器图》，为民众呈现了近代以来军械工业建设的多元面貌。又如慈禧太后死后，天津福升照相馆摄影师拍摄了大量“奉安大典”中慈禧出殡、下葬的照片，客观、真实记录了帝制后期慈禧丧事的奢华场面，拍摄“奉安大典”也成为纪实摄影在中国社会的先期实践。

其二，协助处理行政事务。在人事管理上，举凡政府机构招考职员、学生考试之前都要提供“照像二纸，持像前往到堂，当面比较，倘不相符，立即扣除”（《供事传闻》，《大公报》1904年8月2日）。摄影师所拍证件照被用于查验身份，有效避免了冒名顶替事件的发生。在维护社会治安上，摄影师拍摄照片开始用于侦破案件，缉拿嫌疑人，相较之前以绘画协助破案而言，不仅提高了办案的准确率，同时也促进了办案效率的提高。

其三，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近代中国摄影师群体作为视觉文化的传播者，大大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随着摄影迅速传播开来，民众对影像的诉求向日常生活留影等多个方面发展。对于民众而言，摄影更是一种时尚，不仅社会名流喜欢拍照留作纪念，更有不少政客、明星等热衷于照相，他们将照相视为一种时尚，将照片作为一种社交礼物馈赠朋友，使影像文化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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