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宴70年，哪里变得不一样了？

温州70年来，在婚宴方面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温州70年来，在婚宴方面经历了一番怎样的变化？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人士。

1960年请厨师烹饪婚宴 劳务费一桌5元

今年82岁的季孝琬老人曾经在原市饮食公司担任经理，见证了温州的婚宴发展。

季孝琬老人说，以前的婚宴和现在的婚宴的阵仗有很大区别。他说，上世纪60年代以前，普通百姓的婚宴就是家里的至亲坐着一起吃顿饭，基本上也就是一两桌。

季孝琬老人表示，当时物资匮乏，基本上摆婚宴会把厨师请到家里烧。

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会请厨师带着半成品菜品到新人家里烹饪，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则去以前市区最大的菜场府前菜场买齐婚宴食材，再请厨师帮忙烧，新人只用支付劳务费。

“以前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十几元，一桌结婚酒要几十元钱，有些家庭条件好的，一次摆上十来桌，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支出。”

季孝琬是在1960年结的婚。当时，请厨师到家里烧菜，一桌的劳务费是5元。

他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温州人的酒席上，全鸡、全鸭、全蹄三大件基本上是不可少的，寓意“全家福”。当然，鱼也是不可少的，寓意“年年有余”。婚宴基本上有12道主菜以及冷盘。

季孝琬的老伴周玲玉说，当时婚宴的菜肴，她记得有“炸响铃”“花球”等。夫妻俩还清楚地记得，在1960年的婚宴上，他们收过来的人情总共为50元

季孝琬老人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全鸡、全鸭、全蹄这些“硬菜”渐渐地被鲍鱼、鱼翅所替代，后又升级到辽参和龙虾等。

上世纪80年代泰顺农村结婚的喜酒宴席 萧云集/图

1992年婚宴价格比一年前翻了一番　　

说起婚宴，柯五一可谓是最有发言权的行家之一。

柯五一是溢香厅酒店管理集团董事长。1988年12月，柯五一操办了从业经历中的第一次婚宴。

当年，他决定开餐馆，把市区广场路175号原本一家四口生活的30平方米房间腾出来招呼客人，做的是零点生意，类似于现在的海鲜排档。店面虽小，却因经营有方，很快做出了名气。
那年年底，柯五一一个朋友嫁女儿要来摆酒席，就提了一个要求，说是要做有温州味道的婚宴。

“人家要摆18桌，小店却只能摆得下3桌，怎么办？”柯五一一口应下，把楼上楼下的房间都租了下来，每户给了5元钱租金，东拼西凑摆了18桌，3天内就顺利筹备好了酒席。

“当时一桌280元的婚宴可算得上是很奢侈了，到了1991年，婚宴涨到了400元一桌，1992年飙到800元一桌。”柯五一非常庆幸自己当时把握住那次机会，小店因为婚宴的成功很快就声名远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摆喜酒。

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柯五一经历了温州婚宴的演变过程。他说，不同时期喜宴有不同的门道与讲究，小到桌子的尺寸大小、大到排菜，都带有时代的印记。

柯五一说，除了看菜肴的变化，婚宴桌子的尺寸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婚宴圆桌直径为1.4米，到了1998年，圆桌直径升级到1.6米，直到如今扩大到1.8米，而包厢里的圆桌最大的已经有2.2米。

2018年简约婚礼 打造移风易俗“温州样本”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对“吃”的要求越来越高，婚宴的档次也水涨船高。

高档食材龙虾、辽参、干鲍、鱼翅、燕窝、象鼻蚌、虫草等摆上酒席，一些婚宴的费用高达一万元一桌(不包括酒、烟)，给市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鉴于此，2018年，我市开展“简约婚礼进万家”主题活动，实行婚事“三项制度”，根据群众消费能力，制订价格实惠、具有喜庆特色、易被群众接受的宴席系列套餐，推动宴席套餐进酒店、进乡村、进文化礼堂，引导群众理性消费，提倡宴席不上高档菜、高档烟酒。

2018年，在文成县百丈漈镇西里村文化礼堂举行的集体婚礼

同时，根据各县(市、区)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群众意愿确定随礼最高标准，推行人情随礼封顶制，制止人情随礼庸俗化、泛滥化，遏制攀比浪费、利益输送等不良风气，减轻群众负担。

此外，各地制订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规范性文件，推行喜庆宴请事项报告公示制，要向所在单位党组织报告宴席时间、人数、桌数、标准及随礼金收取情况等内容，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主动接受属地政府管理，接受干部群众监督。

这一活动大幅减少群众人情负担，有效遏制攀比浪费的不良风气，打造移风易俗“温州样本”，受到了市民的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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