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姻鄙视链“火”了，专家解读新时代“门当户对”

父母的经济支持对于青年获得房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将映射到其婚恋关系上来。

2017年，中国相亲鄙视链“火”了。青年们纷纷感叹：门当户对是铁律，户籍、房产、经济条件是相亲市场的标配。有人说，这是传统的“门当户对”婚姻观回归现代了吗？

我们不禁困惑了：难道曾经打破门第观念、出身地位，追求真爱的婚恋观难道是不存在的？原来门当户对才是终极真理？

现在，让我们深入剖析背后的深层原因。

为全面且深入地剖析当代大城市青年群体的婚恋状况，2016年-2017年，提出“蚁族”“工蜂”“洄游”概念的知名学者、青年问题研究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廉思领衔的课题组，依据科学抽样的原则，在北京市不同区域、不同界别的青年中发放问卷，调查青年婚恋总体状况，共回收有效问卷5965份。同时，在抽样调查样本中选取了部分具有典型性的青年进行深入访谈，在实证调研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形成了青年蓝皮书No.3——《中国青年发展报告：阶层分化中的联姻》。从书名可知，当今的“门当户对”现象正是青年蓝皮书聚焦的热点现象之一。以下是廉思教授对门当户对现象的分析，大家可先睹为快——

1 价值观的门当户对vs物质条件的门当户对？

数据显示，把“门当户对”理解为双方价值观、人生观契合的青年占比最高，占总体的73.91%，远远高于其它几个方面；其次是双方家庭社会地位相似，占比14.92%；双方教育背景相似、双方收入水平相当这两个方面占比较少，分别为6.59%和4.38%。说明在青年的眼中，主要把“门当户对”理解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契合，而非家庭背景的相似。

在观念上，青年人更看重非物质因素，对家庭经济地位等物质因素反而不看重。然而，这种情况与现实中青年的婚恋行为之间有较大出入。

调研数据表明，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青年在实际婚姻行为上，都十分看重户籍和房产的作用，而户籍和房产是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数据显示：双方的房产拥有情况会影响两人的结婚打算。

88.04%的双方均有房产的情侣有结婚打算；

“男方有房、女方无房”的情侣中77.69%有结婚打算；

“女方有房、男方无房”的情侣中有近72.17%打算结婚；

68.12%的“双方均无房产”情侣打算结婚，所占比例最低，比双方均有房产的情侣低了19.92个百分点。

可见，双方都没有房产的时候，结婚的可能性最低，没有房产的情侣更有可能推迟结婚。所以，我们在婚恋观念上看到青年强调价值观念的一致性，但在婚恋行为上却看到青年追求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的匹配性。

2 如何来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

人的价值观形成是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用的结果。

虽然青年在婚恋过程中十分强调价值观念的相似性，但价值观念是以家庭条件、教育背景等为基础的。

在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更可能接受好的教育，具有更好的性格品行和生活习惯，因此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青年和具有相似经济条件的人结合，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青年也和具有相似背景的人婚配，追求非物质匹配的婚恋观念和看似追求物质匹配的婚恋行为并非是矛盾的，而是阶层分化的自然结果。

所以，拥有相似阶层的青年更可能具有相似的价值观人生观，因此青年在观念上追求价值层面的匹配和在婚恋行为上追求物质层面的匹配并不矛盾。

3 住房vs婚姻

在中国，住房对婚恋的影响作用更大。房产相当于城市的股票。

大城市的房产，相当于涨停板的股票。住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在青年中也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财富分配效果——“有产”的青年，即使不努力不奋斗，财富也会自动增加；“无产”的青年，即使再优秀再努力，工资的涨幅和房价的涨幅之间的差距会越拉越大，拥有房产的机会越来越小。

因此，如果没有家庭资源的支持，在一线城市越来越难获得一套房产。蓝皮书数据显示，在已拥有住房的北京青年中，父母资助的比例占到了66.53%，父母的经济支持对于青年获得房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将映射到其婚恋关系上来。

家庭资源导致的住房获得使得代际分化现象不断累积，阻碍了底层青年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也导致了青年婚恋决策的一系列后果。
数据显示，

82.05%的青年认为自己如果拥有房产会更容易找到配偶。

而表示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的青年比例只有13.98%和3.97%，要远远低于表示同意这一观点的青年，可见青年本身也非常认可房产在婚配中的重要角色。

但同时北京房产并非一个容易获得的物质条件，对于25-36岁的青年群体，没有房产的青年单身比例要显著高于有房产的单身比例。在房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住房势必会对青年婚恋造成更大的压力，并推迟青年的婚育年龄。

住房政策对于青年的婚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些年来出现了很多因为买房而假离婚的现象，为买房假离婚的原因主要是为降低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和打破北京一户限购两套房的限制。

调查中有18.89%的青年表示身边有很多因为买房而假离婚的现象，有37.49%的青年表示有这种现象，但是比较少见，43.62%的青年表示没有见过，可见买房假离婚这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且存在的比例并不低。

4 婚姻：绕不开阶层壁垒

在阶层分化的循环过程中，住房、户口和婚姻成为中国阶级身份构建以及符号区隔的综合反映，是阶层内聚和排斥的主要形式。

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什么样的房子住什么样的人”已经演变为“找什么样房子的人结婚就是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因此，作为婚姻关系的基础，住房和户口这些“硬”指标已经成为衡量对方经济条件和家庭状况的重要维度，进而成为双方价值观匹配的基础。

不同阶层的青年正在依据户籍（城市、区县、学区）和住房（户型、面积、位置）等因素来建构婚姻上的“区隔性”，并以这种“区隔性”来进一步确认自己的伴侣。家庭条件优越的青年得以通过这些硬指标，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就可以与其他阶层青年区隔开来。

因此，不同阶层的群体越来越多的通过以“户籍”“住房”为标志的“门当户对”的婚姻来增强其阶层的内聚性和身份排斥性。这不是个人或群体有意而为之的结果，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自己筛选的“结婚候选人”，都是在同一社会阶层、相似经济水平的，与自己有相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形成了同一社会阶层、经济阶层的“通婚圈”。同一阶层正在通过户籍、住房、婚姻形塑自己的阶级边界，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的择偶标准，表明整个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进一步降低，阶层壁垒正在强化。

因此，从青年的视角来考察户籍、住房和婚姻，就不能仅算经济账，还要算社会账，良心账和政治账，要站在群体心态、社会流动和国家发展的层面上进行系统思考。

当前的户籍制度是压抑了青年人的发展，还是促进了青年人的发展；住房制度是给青年人以向上流动的希望，还是浇灭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婚姻的最终选择是真爱至上，还是物质至上。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在回忆建设公共组屋的初衷时说：“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建设组屋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

试想，如果国民服役人员没有自己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自己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如果国民服役人员因为没有住房而和心爱之人不能生活在一起的话，那他们用自己生命所捍卫的，又是谁的制度呢？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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