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年轻人，正在掀起“离婚潮”！

在中国，农村年轻人离婚占比要高于城市，农村人口流动会导致离婚率上升，在这场离婚潮中，提出离婚的大多是女方。

“高中早恋把我打成啥样，大学这才刚毕业，就想四世同堂。”很多年轻人都被这样催过婚。只不过，农村青年更早地加入“被催婚一族”。

20 岁左右就开始相亲，只要双方家庭合适，彩礼钱得当，订婚、结婚的流程不到 3 个月就能完成，即使这对年轻人可能只见过几次面。在农村，这种“闪婚”现象很常见。

一边是“闪婚”，另一边，则是“闪离”，早婚早育的农村年轻人，选择离婚的越来越多了。在农村，年轻人正在掀起“离婚潮”。

在农村，离婚更多的是年轻人

中国离婚率上升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统计公报，2000 年开始，中国粗离婚率突破 1‰，到 2020 年，已经增长到了 3.1‰ [1]。

虽然目前民政部并未公开细分到城乡和年龄段的离婚率，但我们可以通过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中公布的离婚人数窥探一二。

从城乡离婚人口占比来看，虽然农村离婚人数占比依旧比城市低，但增长的速度几乎和城市同步。

2000 年到 2015 年间，农村 15 岁以上人口中离婚人口的占比（下文简称“离婚占比”）从 0.69% 上升到 1.36%，翻了一倍。

可以这样理解，在农村，2000 年时，1 千人只有 7 人离婚，2015 年时，增加到了 14 个。

过去，离婚在农村算是“见不得人”的事。“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妻过得不顺心也宁可忍着。谁家离了婚，在整个村子面前都抬不起头。

但现在，离婚在农村越来越常见，甚至在一些地方，谁家离婚还没有人家买个车影响大 [2]。

尤其是在西部和东北农村，离婚占比领先全国。农村离婚人口占比最高的新疆，在村里，每 100 个人就有 3 人离婚。

全国农村离婚人口占比前五，东北三省全上榜。东北农村地大物博，每家每户在农业生产上的独立性相对较高，乡村社会的连结并不紧密，即使是出轨或者离婚，受到的舆论苛责也小 [3]。

一项对吉林长春某村的调研发现，当地大部分离婚是因为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情 [3]。可以说，黑土大叔那句“凑合过呗，还能离咋的”，已经不符合新一代农村人的爱情观了。

尤其是农村年轻人，不像是父母辈，即使相看生厌，也能凑合过一辈子，他们对不和谐婚姻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在中国，农村年轻人离婚占比要高于城市。城市离婚高潮出现在 50 多岁，而在农村地区，离婚高峰出现在 30 岁左右。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卢飞在调研安徽北部农村时，当地人告诉他：“以前村里出现闹离婚的，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去说说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你平时见都见不着人家，她也根本不听你说，还会觉得你的思想太落后，嫌你是老古董 [2]。”

乡村爱情，究竟是为什么走不到中年了？

农村青年离婚，从离家打工开始

农村年轻人都深有感触，每到逢年过节返乡，只要是单身就逃不过被七大姑八大姨说媒。如果年到 30 还未结婚，就会成为村里的“异类”。

农村人结婚早，生孩子也早。低龄早婚虽然对婚姻稳定有破坏作用，但这并不足以完全解释近些年农村青年“离婚潮”现象的发生 [4]。

和农村青年离婚潮更为相关的，是人口流动。已婚青年外出打工，养活了家庭，但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麻烦。

根据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63.89% ，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 45.4% ，中间近 20% 的差距，可以理解为乡村居民向城镇的流量规模 [5]。

其中，又要属敢拼敢闯的年轻人流动得最为频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41.58% 的离家打工的农民会选择出省，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跨省流动的比例最高。

而这些跨省流动的人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36.6 岁，比本地农民工年轻了 10 岁。外地农民工中，有 66.8% 都是 40 岁及以下的中青年，而在本地农民工中这个占比仅为 32.9%。

根据全国六次人口普查， 20 – 35 岁的农村年轻人流动到外省的比例超过 40% ，男性更是有一半以上都在外省 [5]。

这个年龄正是组建家庭没多久，增进感情、互相磨合的关键时期。夫妻偏偏在这时要面临生活环境的大变化，甚至经常不能相见，感情就容易出现问题。

根据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法院的数据，2016 年到 2019 年 10 月，平昌法院受理的 3240 件离婚案件中，农村离婚案件有 2539 件，其中涉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案件 2161 件，占 66.69%，并且比例逐年增加。

即使不分居，夫妻俩一起出去打工，也可能影响感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农村人口流动会导致离婚率上升。无论单方流动还是双方流动，相比两个人都留在农村老家，离婚的概率都更高 [6]。

流动带来的，是新人胜旧人的诱惑。

澎湃新闻报道过这样的事件，来自河南河口镇农村的一对 90 后夫妻，来到北京的餐厅打工后，女方出轨了来自河北保定“市里”的男厨师，因为他更活泛、有情趣、懂生活 [7]。

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农村青年从闭塞的农村来到大都市，接触到了更多形形色色的人，另外，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例如性观念、对离婚的看法，都呈现出都市化的趋势，婚外情变得更为常见 [8]。

再加上离开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们，尤其是新婚夫妻，外出打工后几乎不怎么和村里人接触，即使过不下去也不用那么顾虑邻里亲戚的议论，离婚阻力小了很多 [2]。

农村青年离婚潮，女方在“主导”

在这场农村青年离婚潮中，提出离婚的大多是女方，女性掌握了婚姻的主导权。

2014 年，四川省某市 5 个县（区）中级人民法院收集到 763 份农村家庭离婚裁判书，其中 69.5% 都是女性提出的离婚 [9] 。

一项在 2015 – 2019 年对四川、陕西、山东、湖北的 12 个村庄的调研发现，远郊村和城郊村由女性提出离婚的比例分别为 75% 和 78%，出现了女性“休夫”的趋势 [10]。

与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选择离婚不同，农村男性更害怕离婚。因为在一开始择偶的时候，男性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农村男青年，难找对象。

中国男女性别比失衡已久，15 – 29 岁是适婚年龄段人群，他们的性别比在近十年不断走高。

未来几年，这个情况还会更严重。 00 后是中国出生性别比最失衡的一代人，2000 – 2009 年，0 – 4 岁的性别比均超过了 120 。如今，他们正长大成人，进入谈婚论嫁的年纪，部分已经达到婚龄。

农村的男女失衡现象更严重，浙江大学发布的《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显示，2015 年，中国农村 0 – 4 岁少儿男女性别比为 122:100。尤其当第一胎是女生时，第二胎的男女性比例更是达到了 194.3:100 [11]。

加上女性还有“向上择偶”的意愿，更希望嫁到县城或城市去，农村男青年脱单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12]。

今年 10 月，一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中青年专家署名的《“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很有必要》的文章反响很大，尽管后来文中的“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已经修改为“解决农村大龄男娶媳妇难”，但还是被很多人吐槽 [13]。

农村男青年择偶难，这也是一些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屡见不鲜的重要原因——男方家庭试图通过支付更高的彩礼来提高竞争力。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适婚人口性别比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彩礼支出显著上涨 2.037% [14]。

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在 2018 年对全国 11 个省份做了“百村调查”，在样本地区，男性彩礼占结婚总成本在 30% 左右。

西部农村地区的男性彩礼负担最重，而房价更高的东部农村地区，背负的婚房成本更高。

结个婚，一些男方家庭倾其所有，花光了近十年的积蓄而因婚致贫。

另一边，女性经济自主权、家庭地位不断提升，有了更多平等的意识，更不愿意委屈或牺牲自己来维持貌合神离的婚姻。

相比之下，农村男性却越来越不愿离婚，不但新的适龄女难找，再婚还可能要再次负担高额的结婚成本。

在这场农村青年离婚潮中，女性看似主导着婚姻，但它其实更像是一场选择纠偏。

在一些农村地区，女性在婚姻市场中，一开始就是要价的筹码。

就以上文提到的彩礼为例，农村女性结婚收的彩礼钱，很多都被拿去做家中男性结婚的婚房钱，要不要彩礼，要多少，甚至嫁不嫁，她们都并没有太多话语权。

[1] 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1). Retrieved 2 November 2021, from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

[2] 卢飞. (2017). 乡村公共性消解对农村青年离婚的影响. 青年探索, (3), 58-65.

[3] 李永萍. (2019). 断裂的公共性: 私人生活变革与农民婚姻失序——基于东北 G 村离婚现象的分析.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4.

[4] 李建新, & 王小龙. (2014). 初婚年龄, 婚龄匹配与婚姻稳定-基于 CFPS2010 年调查数据. 社会科学, (3), 80-88.

[5] 国家统计局. (202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 Retrieved Oct. 25, 2021, from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6.html

[6] 莫玮俏, & 史晋川. (2015). 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 000(005), 104-112.

[7] 刘世昕,兰天鸣,何林璘, & 杨海. (2016). 农村剩男调查：部分农村离婚率已高于城镇，老婆跑路是常事. 澎湃新闻. Retrieved Oct. 25, 2021,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5687

[8] 吴小淋. (2010). 社会流动与城市外来工女性婚恋观的变迁 (Master’s thesis, 福州大学).

[9] 卢飞 & 徐依婷.(2018).农村青年离婚“女性主导”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基于性别理论视角和四川S市5县(区)的考察.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2),43-48.

[10] 殷晶晶, & 班涛. (2021). 市场区位: 理解农村年轻人离婚空间分布特征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青年研究.

[11] 浙江大学. (2017). 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

[12] 韦艳, & 蔡文祯. (2014). 农村女性的社会流动: 基于婚姻匹配的认识. 人口研究, 38(4), 75-86.

[13] 喻琰. (2021). 赞“暖被窝工程”的学者回应：有必要关注农村大龄男娶媳妇难. 澎湃新闻. Retrieved 3 November 2021, from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29783

[14] 靳小怡 & 段朱清. (2019).天价彩礼源何来: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 妇女研究论丛(06),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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