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出手！整治“天价彩礼”

提起 “天价彩礼”，江西总是首当其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江西省政策频出，为了整顿彩礼十分努力，从宣传、鼓励，到惩罚，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亲友来往走动，使得过年成为人们谈婚论嫁的重要节点，今年春节期间，“三婚彩礼40万元村民认为一点不夸张”“县城彩礼从18.8万涨到3个9万9加房和车”陆续登上微博热搜，可见，彩礼依旧是最受关注的婚嫁议题。

江西人丘平的婚礼就定在今年春节，他所在的寻乌县，是省内平均彩礼最低的地区之一，但即便如此，一次婚嫁的彩礼金额也达到了“十几万二十万”。

▲网传的江西各县（市、区）彩礼地图显示：上饶、景德镇等地彩礼已达到50万以上

提起 “天价彩礼”，江西总是首当其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江西省政策频出。

不过今年2月初，“江西抚州高彩礼会被写上黑榜”登上热搜，引发了公众对于彩礼整顿措施是否合理的关注。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江西省全省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彩礼整顿浪潮。

▲2024年初#江西抚州高彩礼会被写上黑榜#话题一出现就冲上了微博热搜榜/图源：微博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2023年年初，江西省民政厅等14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若干措施》(赣民发〔2023〕3号)，提出将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约3倍，作为彩礼限额标准。

随后，江西多地发布了治理婚嫁彩礼的实施细则。如抚州市金溪县要求严格执行农村彩礼限额，原则上不超过6万元；庐山市也规定农村彩礼超出6万元的，即为高价彩礼；新余市分宜县确定彩礼最高限额为6.9万元；南昌市新建区则要求农村彩礼控制在8万元以内。

根据江西省统计局数据，2023年江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358元，首次突破2万元。这意味着，江西各县市的最高彩礼限额通常在6万元上下。

彩礼不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听起来颇为合理，但在实际落实中却没有那么容易。

“6万彩礼要控制太难了”，丘平说，“我对象的父母要彩礼其实更多是为了面子，因为小地方真的会经常聊这些，但结婚后会一部分返还家用。”

在农村，彩礼被用来衡量男方家庭对女方的重视程度，它的多寡不是家庭内部的秘密，而是放在台面上公开讨论的话题。彩礼作为嵌入中国乡村肌理的传统风俗，金额多少、怎么变化，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自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行政指令或许能取得一时的成果，但真的要把江西彩礼打下来，恐怕功夫不在一朝一夕。

江西彩礼高不是一个新问题，有关它的治理也由来已久。早在2018年，江西鹰潭贵溪市法院曾拟定村规民约规定，彩礼金额限定在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倍之内。以当时的标准计算，彩礼限额约在10万左右。

如今江西民政厅提出更加严格的3倍要求，可见全省治理高额彩礼的决心。

回顾过去一年，江西各地为了整顿彩礼十分努力，从宣传、鼓励，到惩罚，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2023年1月，在“江西女友向上海男友索要1888万元天价彩礼”假新闻四处传播的同时，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戴家埔乡召开了一次适龄未婚女青年座谈会，参会的30名各村适龄未婚女青年签订了“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

在青年座谈会之外，“抵制高价彩礼”成为江西一些地区的日常宣传活动，比如抚州市民政局曾开展“不要彩礼要幸福”主题宣传月活动；信丰县民政局则下乡巡演“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新风”主题活动，志愿者在现场发放倡议书。

▲抚州市民政局“不要彩礼要幸福”主题宣传月活动图源：抚州民政

为年轻人的婚嫁实践引入新规范，是整顿高价彩礼的另一种手段。

江西省民政厅官网的一篇文章披露，为了遏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婚丧陋俗，南昌市在2023年“建立2127个红白理事会，做到红白事操办100%登记造册，指导1544个行政村修订村规民约，将彩礼限额、红白事操办标准纳入村规民约”。

彩礼是乡村习俗，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动用了因地制宜的智慧，有关彩礼的整顿充满了乡土社会的气息。

赣州的全南县是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过去一年，全南县97个村（居）建立了“喜事管家”服务机制和“特邀嘉宾”证婚机制，喜事管家由村支书、妇联主席和群众推举的村里德高望重人士组成，一般是5-9人，50%以上为女性成员，对婚嫁全过程包括彩礼金额、婚礼筹办进行规则的制定；并对发现的高彩礼现象进行劝阻。

特邀嘉宾机制，指的是请来村干部、道德模范等人定期为新人举办颁证仪式、出席集体婚礼，建立新的证婚制度；全南县陂头镇还精心挑选20余位“低彩礼、零彩礼”家庭典型代表，组成“婚俗新风尚”妈妈宣讲队，每周轮流到示范点宣讲。

▲2023年5月20日全南县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倡树文明新风”爱国主义主题集体婚礼图源：当代江西

根据全南县人民政府公开信息，通过创新姻礼遇模式，全南县的结婚流程由原来的13项缩减为5项，嫁娶费用平均下降2.8万元，全县“低彩礼”“零彩礼”占比73%，境内瑶族村低（零）彩礼比例高达90%。

全南县倡导婚姻新礼俗的做法，入围了农业农村部第四批全国“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向全社会推介。

不过正如本地人丘平所说，行政力量想要干预两个家庭之间协商好的婚嫁礼金，难度很高。

仅有活动宣传、新规引领还不够，为了引导低彩礼、零彩礼，江西一些地区奖励与惩罚并举。

赣州市安远县的做法是向实行零彩礼、低彩礼的家庭推出礼遇机制。

根据“文明赣州”的消息，低彩礼指的是男方给予女方的礼金不超过5万元。除了低彩礼之外，该机制还对婚宴标准做出规定，要求婚宴不超过10桌，婚车不超过3辆，婚宴标准每桌不超过500元，礼金不超过200元。

▲安远县“零彩礼”“低彩礼”礼遇卡图源：安远新闻

安远县民政局副局长廖新兴曾在采访中表示，认定“零彩礼”“低彩礼”，需要经过村、乡、县民政局和县婚嫁领域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审核，以新人结婚时签订的红单为依据，同时还会调查女方及其父母的银行流水。

而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9个方面的正向奖励，其中包括新人家庭最为关心的优先子女就读、享受果园水肥一体化补贴，除此之外还有颁发荣誉匾牌、享受创业补贴等奖励。

以激励为导向的礼遇机制效果显著。廖新兴表示，到了2023年年底，安远县的平均彩礼水平与2023年一季度相比，降低了8.4万。

从心理上说，相比于喜好收益，普通人更加厌恶风险。人们可以选择对奖励机制视而不见，但只要涉及惩罚，坐不住的人就变多了。

为了监督彩礼的执行情况，江西抚州设置了道德红黑榜，如果某户出现高彩礼情况，就会被写到黑榜上；选择零彩礼的家庭则会被放在红榜上当作示范。

▲江西萍乡源南乡源溪村的道德红黑榜图源：央广网

凭借一系列整治彩礼的措施，抚州在去年成为江西彩礼降幅最大的地区。但红黑榜的做法，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央广网对此评论，乡村政策应充分正视乡村地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不只是在网上，抚州当地也曾出现过对惩罚举措的不满。2023年7月，抚州黎川县民政局公告，接受全县干部群众有关高价彩礼的投诉举报。

高价彩礼的定义同样依照了江西省民政厅的三倍规定，黎川县2022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88万元，也就是说，只要彩礼超过5.64万元，就可能被举报。

通告一出就遭到了当地群众的抵制。根据顶端新闻报道，许多黎川县女性致电民政局，认为这一举措只考虑了男性，当地民政局一名工作人员也承认，此举“确实也是依据下面（农村地区）很多找不到对象的男孩子的要求”。

不只是山西，全国多地都推出了整顿彩礼的举措，比如河北平乡县在2023年11月发布“抵制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倡议书；山东宣传在2023年12月发表文章《莫让天价彩礼挡了“幸福大道”》。

彩礼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根据谷雨数据发布的《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中国有超过七成（73.8%）的婚姻收过彩礼。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江西省的平均彩礼并不是最高的。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李佐军、王炳文整理的数据，全国平均彩礼金额最高地区前三名为浙江、福建、黑龙江，江西省以13万元排名第四，但考虑到江西省当地的人均收入情况，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彩礼确实对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是莫大的负担。

▲全国各地彩礼金额图源：文明江西

上述调查显示，有四成家庭因为彩礼礼金问题发生过矛盾。近几年来，由传统彩礼问题引发的现代社会纠纷频繁进入公众视野，什么算高彩礼、离婚后彩礼怎么处理等问题，为法律提出了新挑战。

从2024年2月1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该规定表明人民法院认定彩礼金额是否过高，应综合考虑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并且，双方在还没有办理结婚或已经办理结婚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过高的情况下，一方若请求返还彩礼，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彩礼返还的比例，这些情况包括了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

种种针对高价彩礼的举措，表明彩礼问题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地步。但高彩礼更像一具病躯的表征，内里才是更加本质、亟需重视的问题。

高彩礼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男多女少的结果之一。根据“江西发布”的数据，到2022年年末，江西省总人口性别比为106.92（女性=10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151.52万人。

在“剩余”大量光棍的同时，现实中对生育男孩的偏爱却没有减弱。根据智谷趋势整理的数据，2020年，江西省共11个地级市的三孩性别比都超过了150，这是一组明显异常的数据，意味着现实中本该消除的性别筛选仍然存在。

▲江西省人口普查年鉴-2020 图源：智谷趋势

中国是性别失衡问题存在最久的国家之一，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父权制下农村女性生产的经济效益不如男性的事实——除了长久以来土地“分男不分女”的做法，在妇女从事默认的家务劳动的时候，男丁可以外出赚取更高的收入。

当生育一个男孩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社会回报时，它便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务实的选择。

也由此可见，女性历来在农村不会获得太多回报，一旦她们在现代社会获得流动的自由，就更愿意外出寻找劳动机会。适龄女性的外流，使得本就不平衡的性别比雪上加霜，只要经济发展差距存在，相对贫困省份的劳动力就会被周围省份虹吸。

有关彩礼的存在，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是婚姻偿付，即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失去一个劳动力的补偿。这一理论在今天已不完全适用，根据丘平的现身说法，在江西城镇，女方家庭通常会以一辆汽车作为嫁妆，因此男方家庭的“损失”并没有那么严重；而在一些重男轻女色彩仍然浓厚的地方，彩礼仍然会被女方家庭视为“最后的保障”。

贫困与彩礼价格的不断抬高是一道恶性循环，正是因为家庭贫困，男子需要支付更多的彩礼才能找到心甘情愿与之结婚的女人；而贫穷也让女性愈发期望通过婚姻改变现状，进一步要求更高水平的彩礼。

高价彩礼问题有其背后的复杂因由，若想澄源正本，恐怕要选择一条更实在的——即便往往也是更困难的道路：推动性别平等，发展经济，振兴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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