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也要冷静期？上海政协委员的建议上热搜！

建议称：可在登记结婚与登记生效中间设立一个调查期限，即“冷静期”，要求对方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给到双方调查信息、充分了解对方的权利。

继“离婚冷静期”被写进《民法典》后，“结婚冷静期”也被提了出来。

这不是一个脑洞。据澎湃新闻报道，1月14日，上海律协召开“2021年上海律师参政议政新闻发布会”，有市政协委员就在会上表示，今年上海“两会”上拟递交提案，建议保障婚前配偶知情权，大力倡导婚前医学检查，探索建立婚姻登记异议期，即婚姻登记生效前给予配偶获取信息披露的知情权。

新闻一出，相较于此前“离婚冷静期”引发的舆论争议，“结婚冷静期”的提案得到了相当多网友的支持，不少人表示婚前得知对方身体状况、征信、债务、婚史、有无犯罪记录等各方面的个人信息“非常有必要”，“建议推广全国”。

上海市政协委员拟提议：给结婚登记“立一个调查期限”

据澎湃新闻，1月14日，在“2021年上海律师参政议政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政协委员徐珊珊建议，大力倡导婚前医学检查，探索是否可能设置结婚冷静期限，保障双方的知情权。

徐珊珊提及了婚前一方隐瞒艾滋病史，导致婚姻无效的案例，这与婚前缺乏足够信息有关。

她建议，可在登记结婚与登记生效中间设立一个调查期限，即“冷静期”，要求对方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给到双方调查信息、充分了解对方的权利。如双方在“冷静期”未查出特别情况，登记自动生效。

她认为，应有调查权与知情权的项目包括对方的婚史、病史、债务情况、家庭情况等。若不能调查的部分，也需要对方做出承诺，这对于日后主张自己权利或做出判断，都是必要的一步。

但徐珊珊也提出，这些调查与知情并非法定强制，完全取决于男女双方的意愿，哪些可列为可调查项目，双方可在登记结婚后、生效前，一起探讨达成共识。

这条新闻一经报道，便登上热搜，大量网友表示支持，也有人反对。

徐珊珊：结婚冷静期“不完全准确”

1月15日，据红星新闻，徐珊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将婚姻登记异议期解读为结婚冷静期“不完全准确”，因为该名词实为“在登记和生效之间，插入一个知情和调查的期限”。

提议中强调的是“知情权”，“比如，一方了解的相关信息，跟对方当初说的（是否一致）。甚至在婚姻登记时，双方把这些事项做一个承诺或信息的一个交流，然后相关一方去查。如果一方作出的承诺是另一方可以接受的，查下来跟他（她）（说的）也是相符的，当时的登记就自动生效。但是，如果一方查下来发现完全不符，这时就有一个选择权：还要不要继续完成登记，取决权还是在你，这不是法律强制的。也就是说，给到他（她）情权。”

据光明日报报道，近日，上海闵行区梅陇法院刚刚依据《民法典》撤销了一段婚姻，就是因为被告是艾滋病患者，却在结婚时没有向原告坦承。

根据法律，艾滋病不属于导致婚姻无效的疾病，但是法律又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也就是说，得了艾滋病的人是可以结婚的，但前提是配偶知情同意。

按照提案的设想，如果婚姻登记有异议期，在异议期内，发现对方向自己隐瞒了重要的信息，就可以拒绝完成结婚登记，也就避免结了婚再去法院打官司的麻烦，自己省时省事，也节约司法成本。

关于“倡导婚前医学检查”，徐姗姗表示：“不是强制的。我没有提媒体所谓的“大力倡导”，不是想恢复法定的强制婚检。我所说的，都不是再增加一个婚前的许可事项或婚前的附加条件。比如一方需要知道另一方的情况，那么可以去查对方的病例、病史，可以要求其去做一些跟结婚有关的疾病检查——这个不是法定的，是可以要求的。如果不要求，可能也就没有了。我们只是（希望可以）给到双方这样的权利，即将步入婚姻的人可以在这个期限里去查，而且在法律上会给到当事人一个特权，让其很便利地获得想要的一些信息。”

光明日报：拥有对对方信息的知情权，并非是对爱情的破坏

据光明日报，2020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一年的统计年鉴显示，2019年结婚率为6.6‰，离婚率上升到3.36‰，基本为结婚率数值的一半。

事实上，我国曾经有强制婚检制度。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护法》要求“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后来在2003年版的《婚姻登记条例》中，婚检报告不再是登记结婚的必须环节了。

但将近20年前的规定是否仍然适用于今天？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当人们不再身处以往那个“车马邮件”都很慢的时代，当人的大范围流动、恋爱婚姻的快节奏，让很多未经辨别的信息悬浮于事实真相之上时，“冷静期”其实是将婚前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事项给强调出来了。

它试图用法律规定的形式告知人们，婚姻不同于爱情，是需要考量很多现实因素的。拥有对对方信息的知情权，并非是对爱情的破坏，而是对婚姻的保障；不仅是出于诚实的美德，也是人们需要履行的义务。

毕竟婚姻可以视为是两个人，甚至两个家庭的“合伙人”关系，只有在充分获得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有选择婚姻的自由。

当然，这一提议涉及法律对人们权利义务关系更深入的介入，是否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条文上还有充分的讨论空间。但这也是在提醒人们，与其在围城内受困，不如在踏入围城前就想清楚。

与此同时，结婚冷静期也有负作用。结婚第一年被称为纸婚是有道理的，婚姻最开始的磨合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如果有浓烈的情感为支撑，就更容易一些。如果一点矛盾就反悔，恐怕已经下降的结婚率会更有向下的趋势。另一个负作用是，将来离婚调解时，双方都经过了结婚冷静期的考验，有没有可能成为继续抬高离婚门槛的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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